怀念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的随笔
怀念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的随笔【第一篇】：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许知远在《暧昧的怀旧》文中说：无知与单纯是快乐的根源，我开始理解在那些什么都缺的日子里我如何像一头小猪一样快乐和健康地生活---由于物质条件的匮乏，我们被迫把自己放逐于田野和自然之间，享受一种无所事事的快乐。我要说，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一切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让我在那个年代过后的很多年里静静地享受和回忆。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社会风气好得要命。家与家之间没有院墙、没有篱笆、没有隔离，路不拾遗，领导和职工家庭一样。尤其到了夏天，家家户户在门前摆张饭桌，一家人坐着马扎或小板凳，在露天吃饭。邻居间还互相把自家做的好吃的送一碗给对方。记得，我家邻居王大爷长得身高马大，业余爱好打渔摸虾、操枪狩猎，每次做好鱼汤都让他家小儿子给我家送一碗，小时候没少吃了兔子、鱼虾。邻里之间其乐融融。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坦诚相待，人们的思想很干净，人们活得很快乐。虽然那时闭关锁国,非常封闭,虽然处于计划经济下,物质匮乏、家庭贫困,但是，那时的大人们活得有信仰、有信心、有奔头、有劲头。白天不惜体力为公家干活，回到家，尤其是母亲们做饭洗衣、缝补浆涮，没有人忧郁掉、也没有人神经掉。孩子们活得无忧无虑、天真烂漫。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由于童年、少年的单纯和无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的我，相信还有绝大多数的与我生长在同一时代的我们是快乐的。没有电脑、没有玩具，孩子们自己动手，制造玩具，女孩们自己缝制小沙包替代毽子，踢起来一样锻炼身体；男孩子用废旧的自行车内胎剪出的皮筋一样能跳出童年的快乐；没有玻璃球，男孩子捡来啤酒瓶子盖弹瓶子盖，一样玩得开心。大多数时间，我们放逐于自然，自得其乐。中午，在炎热的午阳下，我们穿着小裤衩、光着脊梁跑到营区边的河沟里摸鱼；用面粉和成面筋缠在竹竿的一头,然后仔细倾听着蝉鸣的方位,蹑手蹑脚地提杆来到树下找到鸣蝉,,慢慢地慢慢地举起竹竿,直到缠在竹竿顶端的面筋粘住了蝉的翅膀,蝉死命地扑楞着双翼挣扎着,嘶鸣着,想努力挣脱开面筋地粘合,但一切都是徒劳地.孩童立即收杆,把知了拿下,脸上露出天真烂漫的笑容，哈哈，满足快乐！晚上，没有电视看，没有游戏机玩，我们在营区树林里捉迷藏，一样玩得痛快淋漓，玩到兴头上，常常忘了回家。天很晚了，母亲们叫孩子们回家睡觉的叫喊声一阵阵划过静静的夜空，南腔北调、抑扬顿挫，此起彼伏，调皮的孩子会学着母亲们的叫喊声，也学上一嗓子，引来一阵爽朗的笑声。上学的路上，孩子们跑到路边田野里摘野果。那时到处是野菜野果。有种野果叫紫茄子，成熟以后由绿变成深紫色，一串串的挂在草棵上，吃到这些野果，感觉比什么水果都好吃、都甘甜，一个个吃的嘴上染满紫色。夏天，孩子们也没有什么饮料可喝，上学的路上，可以看到，每个孩子手里提着一个医院里弄来的葡萄糖输液玻璃瓶，瓶子里装满白开水，顶多在水里放几粒糖精，喝水的时候有那么点甜味，孩子们就感到很满足了。对了，那时候为了防暑，每家都发了仁丹和清凉油。
在那个年代，由于缺失对生理卫生的宣传教育以及社会对性的封闭，孩子们感到很神秘，但没有人去主动谈及和触及，以至于造成我们这一代人对性生理的无知，表现为我们男女同学之间很少说话和接触，工作以后甚至谈对象以后，还认为两个人拉了手或亲了嘴就会怀孕。由此也弄出不少笑话。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老天爷好像特别殷勤地对我们眷顾。在每一泡坑坑塘塘、沟沟汊汊给我们放养许多鱼蟹；在每一方丛丛林林、草草木木中给我们栽种各种蘑菇；在每一片田田野野、滩滩涂涂种植野菜野果，使得我们这些无力用金钱生产和购买的贫苦百姓得以在大自然中获取维继生存的营养和能量。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更懂得珍惜。一支铅笔用的再也握不住了，还不舍得扔掉；一只七分钱的“兔牌”乒乓球不小心踩扁以后，赶紧放到开水里烫起来，继续用；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件红背心，脏了以后自己洗，自己叠，非常爱惜；小的时候从不丢东西------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人们更容易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夏天，孩子们找来日本进口的尿素化肥袋子内层防潮的塑料内胆，用嘴吹上气，找截细绳把口一扎，代替了今天的游泳圈，抱着塑料袋跳到水库学习游泳.放眼望去,一只只塑料袋就像一个个极大的鱼鳔浮在水面；母亲们则把化肥袋尼龙外层给孩子们裁剪成短裤，左屁股蛋一个“尿”字，右屁股蛋一个“素”字，即使现代服装设计师也不见得有此创意。有时候，牧马人用马尾毛扎成甩子，用于驱赶蚊蝇，既实用又像是一件手工艺术品。真正的艺术品是来源于生活的。
难忘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难忘那些浪漫快乐的日子！
怀念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的随笔【第二篇】：物资匮乏
很多年以前有一群农村的孩子，他们捡到一个乒乓球，因为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视若珍宝，坐了很长时间的火车，带上了半个月的干粮，要去北京把它献给毛主席。这个故事似乎有个同样情节的电影，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外公给我讲过这样的事儿，真事儿。
外婆年轻的时候，结婚，没有轿车迎亲，一切四个轮子的车都没有，外公载着她去了上海的外白渡桥，吃了糕点和面包就算是真正意义上你情我愿一拍即合的约会。回到乡下操办了简陋的婚礼，连结婚证都是供销社买了底板手抄上去的。然后经济条件好些了，女人们不再是灰、灰绿、灰黑色调了。我妈是二十二岁那年第一次买到化妆品的。好像是类似于大宝、美加净一类国货牌子的口红。也是在供销商厦开了个一米左右的玻璃柜台，每天放货几十支，顾客奔走相告，供不应求。妈妈那年在制衣厂，女工们一早就在传看彩芬阿姨的口红，很正的中国红，白色塑料壳，闻起来，有月季花混合着潮来花的味道。五点下班，女工们四点就换好了自己的鞋子，白色厂服的扣子也都解开了，手中攥着自行车的钥匙，生怕抢不过隔壁电机厂的女工们。
我半岁，托上海某公司采购部的姨妈，捎了一桶荷兰乳牛奶粉，花了我妈半个月的工资。要兑很多水，或者米汤。我的领口系着塑料袋子，从嘴里漏出来了，外婆接着喝，因为奶粉太贵，生怕浪费了。一桶奶粉吃完了，要倒过来用勺子敲很久，直到一点渣渣都倒不出了才作罢。
那些年代的人特别珍惜物件，因为物资匮乏。
怀念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的随笔【第三篇】：怀念物资匮乏
小时候的我，总是盼着过年。一进腊月，孩子们就掐指算着过年的日子。盼着穿新衣服，盼着大人给压岁钱（哪怕仅仅是三元、五元的，也高兴得不得了），盼着管够吃肉好好解馋，盼着除夕的早晨到邻居家去拜年，可以吃到那么多好吃的糖果……对孩子们来说，穿新衣服，吃好吃的就是过年……
孩子们之所以如此盼着过年，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物质及为匮乏。那是六、七十年代，即使过年的时候也不像现在市场这样繁荣，想买啥就能买到啥。那时候副食品都是凭票供应，临近年根底下，副食品公司“革委会”会用大张红纸贴出一批凭票供应的副食品。于是，人们纷纷拿着笔去副食店门前划清楚供应券对号供应的品种。
比如：“1号户卷”每户供应白酒2瓶；“2号人头卷”供应肉1斤；“3号户卷”供应白糖2斤；“5号人头卷”应糖块1斤；“4号户卷”供应红方10块……
等抄写完了，我的小手在寒风中已经冻僵了。当时的小县城也就十几家副食品商店，买东西常常得排队。人多东西少，有时刚刚排到你东西却没了，你不得不下次再排队。
大年三十，全家人会围着一张桌子吃团圆饭。由于物质匮乏，即使有钱也买不到。所以没有人家能够大鱼、大肉地摆满桌子。即使一桌子摆满了十个八个菜，也多是大白菜、大土豆地凑数。虽说也有炖鱼烧肉，但是不能管够吃，仅仅每人分上有限的几块……
大人们舍不得夹肉吃，高兴地看着孩子们抢着吃肉。我和哥哥姐姐则毫不谦让，甚至把肉先夹到自己的碗里留着慢慢吃。因为那都是平时想吃吃不着的啊。那时的肉也不知道咋回事，吃到嘴里只觉得特别的香，特别的解馋……
年三十的半夜，家家要煮饺子吃。母亲有时会在饺子馅里放上几枚硬币，说是谁能吃到有硬币的饺子，在新的一年里谁就会幸运，就会发财。而我的运气总是特别的好，每当吃到有硬币的饺子，我总是兴奋得拿给大家看个没完。
童年对过年的记忆是美好的，然而，童年记忆里的年味再浓烈，也比不上今天美好生活的幸福。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各大商场超市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再也不要什么证劵了。只要你需要什么，就可以随时买到，可以说现在是天天在过年。
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为了表示尽地主之谊的盛情，也为了减少在家操办的麻烦，许多人家会选择到饭店去订餐。今年的大年初三，我家就由儿子做东，宴请了我家的十六位亲属。一是儿子硕士毕业工作了，挣钱了，他要向亲属们答谢昔日对他的关心、关照；二是春节前我家接收了不少晚辈送来的礼物，也是为了向他们表达谢意。所以，我在酒店订了一桌酒席。好酒、鱼肉地摆满了一大桌，大家喝得十分尽兴。说来也怪，大家吃菜尽往青菜上夹。结果，最终剩下的却是那些“软炸里脊”、“锅包肉”、“红烧鱼段”……看来，平日里，大家肚子里的油水已经装得满满的了。人们上酒店再也不会为了管够吃鱼吃肉地解馋，而是喜欢那里的环境氛围，是为了借酒叙旧，畅谈亲情友情……
如今，物质的丰盛得以致年味都逐渐地淡化了。淡的有点像一杯平淡无味泡久的茶，不仅茶水颜色淡如苍白，连那其中的味道也只剩下令人难忘的回忆了……
怀念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的随笔【第四篇】：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解放前，不，竟混淆了时间、社会、时代及其政权概念，应该是改革开放前。
那个时代，自己曾经有过一段在新疆当兵的经历。
那是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那是饥寒交迫的岁月，那是民不聊生的时代。于是竟鬼使神差地写成了“解放前”。
解放前，那是什么概念？“黑暗的旧社会”啊！这是过去千篇一律狂轰滥炸灌输给国人的概念符号。
我自己没有经历过1949年以前的黑暗旧社会，当然不可能有亲身体会的。但我经历了改革开放前那种阶级斗争的残酷与贫穷不堪的饥寒交迫生活困境。在我的意识里，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及其国民物质生活条件天翻地覆的变化相比，改革开放前不也就是"旧社会"么。大凡事物好坏优劣，总是相比较而言的。
新疆地大物博。那时候，新疆的经济物质状况以及民生状况要比内地好一些的。于是便有了我等得便从新疆向内地家里弄生活用品的举动。聊以记之，也不无时代的烙印。
自己或家乡战友探家时，总会向家里捎带一些物品的，诸如食油、棉花、棉絮（网套）、白砂糖、葵花籽之类。
那时候，内地百姓生活清苦，食油极缺，饭食难得见油花子。我们便从新疆往家里带食油，一带便是十几斤二三十斤。那可是长途跋涉，汽车火车辗转数千公里呀。带食油用的是铁皮油桶，且是在动身上路前的夜晚，在电影队里，那些哥们兄弟战友手握焊枪，将装满食油的铁皮桶口焊得严严实实。否则，哪里经得起路途颠簸。食油带回家里，那可珍贵得很，母亲会给外爷外婆一些的。
往家里带棉花、带打好的棉絮，麻袋包装。新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棉花质量好啊。带白砂糖、葵花籽，用面袋子装。
那年春天，自己探家公私兼顾，也送我们同年同籍的最后一批复员老兵，人数不多，但已记不清具体人数了，只记得那些复员老兵人人带有一两麻袋棉花，占了整整两节车厢，这两节车厢里，除了人，便是塞满装棉花的麻袋。那真是壮观啊！家乡的火车站是个小站，火车大约只停靠三几分钟吧。也就是说，得在这非常有限的短暂时刻，将几乎两车厢装棉花的麻袋全部卸下去。如果运用常规的办法，按部就班地从车厢门口卸货，显然不行。对此，我们早已筹划好了战术：在火车到达车站之前，将车厢的所有窗户全部打开，一俟火车靠站，大家即雷厉风行地将一只只麻袋从车窗里掀下去。如法炮制，果然凑效，时间竟显得宽裕。这些老兵可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日后一旦有战事，当祖国需要时，一声召唤，这些老兵会重新集结，上战场杀敌报效国家的。又想起了那次送老兵途中在火车上的一件糗事：一次在堆满棉花麻袋的车厢过道里挤挤挨挨艰难走动时，只听嘶啦一声，竟被堆在车厢过道里捆扎棉花麻袋的8号粗铁丝刮破了裤子大腿位置，划出了一条长口子，要不是有内裤最后一道防线庇护，自己屁股蛋子就“走光”了。有一位才思敏捷的老兵嘻嘻哈哈恶作剧地说我“露大脸了”，惹得全车厢老兵很夸张地哈哈大笑，我只有被大伙儿戏谑调侃的份儿。如此错位“露脸”，害得我不便走动，只好硬是老老实实地在座位上枯坐了两天，那种尴尬呀。到站下车前，还是一位老兵从自己的行李包里拿出了一条新军裤让我穿上了。好在这位老兵是与自己同籍一个县的，后来我专门去他家还了裤子和表达谢意。
哦，在此期间，还有故事的。那年送老兵探家时，曾携女友去逛北京。假满归队后，遭遇“政治审查”。何也？是为1976年春天。当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清明节时，北京各界群众对_压制群众悼念周总理强烈愤怒，清明节时，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被当局镇压，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后北京以及全国清查那次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活动的人。我那次去北京，正碰上这个微妙的时间节点，自然会享受遭遇“政治审查”的待遇。好在我们部队当时政治环境宽松，“政治审查”也就是应付上级的例行公事罢了。我那次确实去天安门广场了，且抄了不少悼念周总理、暗讽_的诗词，回来后，在我所在的政治机关暗中传阅，很抢手呢！领导和同事都为我保密，守口如瓶，更无一人告密举报。
曾闻地理环境可以影响可塑造人的性格的，有了新疆的人生经历与阅历，信然哉。新疆天辽地阔，目及高远；新疆气候反差大，大热大冷，变化无常，风势粗粝狂野；新疆这种地理自然特质，也磨砺塑造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旷达、剽悍、粗犷、豪放、大气的性格与风格。而这种性格与风格，则渗透和体现在方方面面及其一切细节。新疆人买西瓜不是买个，是用麻袋装；新疆人买羊肉，不是割块论斤，而是宰好的羊整只整只拿下；新疆人包饺子，肉馅，也不论是羊肉馅还是大肉馅，都是纯肉馅，不掺菜，认为那是掺假，没劲，吃起来不过瘾。即便一些人对纯肉嫌腻，也就是掺些剁碎的大葱、皮牙子这些辛辣调味蔬菜。对了，新疆人管洋葱叫皮牙子。一位战友的儿子回内地后，在市场买洋葱时叫皮牙子，还被卖菜的姑娘骂“小流氓”，闹起了纠纷，后来还是孩子的妈妈出面说明了儿子管洋葱叫皮牙子的缘由，也才消除了卖菜姑娘的误解。
毕竟在新疆生活了好些年，耳濡目染，天地造化，潜移默化，岂能不受影响，咱又不是石头疙瘩是不？即便是石头疙瘩，也会沾染和有了那方石头疙瘩气质的。就说那年去东边沿海某个大都市，本来饭量就不小，再加上跑累了，在饭馆里要了一斤水饺，那么两大盘子置于面前，一个人狼吞虎咽。天哪，惊呆了饭馆里那些当地食客，他们一个个眼睛瞪得像牛眼，甚至有男男女女凑近我就座的餐桌，兴趣盎然地参观起来，我可不愿像动物园的怪兽那样被游客围观，有些恼火了：看什么看！当然我不会这么粗鲁，我只是用筷子当当当脆生生地敲敲盛满水饺的碟子，笑容灿烂地来了句：也吃点儿？至于他们是否听得懂我的方言秦腔，我就不晓得了，但他们确实知趣地散了，不再像参观动物园里动物进食那样围观我了。这就对了嘛，大都市人应该有大都市人的文明修养嘛。知道我用筷子敲水饺盘子是什么动作么？悄悄告诉你：那是我们乡下人敲打和好食物的盆子招呼猪呀鸡呀什么的进食的动作与音响效果，那些猪呀鸡呀什么的便会闻声跑过来争抢着进食的。也难怪的，以前是听说那回是亲见那个城市的人一般也就是买二两饺子，他们看见我一个人吃一斤饺子，怎能不惊奇，即便不当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动物，也当野人了，这也难怪嘛。
怀念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的随笔【第五篇】：物质匮乏
从我能记事的年头起，物资就匮乏。
那是1955年以前，母亲有一句话，留给我映象极其深刻：“那一瓶煤油给你父亲留着，他晚上临睡前要看书的！”我们家即便最穷时也没有到买不起煤油的地步，实际上是那时煤油的供应比较困难。我们点的是菜油灯，但也不会任凭绿豆大小的灯火在夜色中跳跃，没事做时照样要熄灯摸黑过日子的，菜油也得省着点用。母亲和二婶带着我哥哥和堂姐去浙南一个中等城市去看病，曾顺便带回来一大桶猪油，对半摊分后用作食油，那时老家与那城市之间的交通是十二分的不便，妯娌俩除了各带一个孩子外，还不怕麻烦地携带这一大桶东西回家。由此可见其时的供应真的不怎么样。
进入了大跃进年代，留在记忆里的东西就深了。那时食品和副食品都是绝对的匮乏，不要说市场上根本没有蛋、肉、鲜鱼之类，甚至连政府定量配给的物质也经常断供！糖果、蜜饯、糕点绝对是奢侈品，有钱无处买，何况没有钱！每人每年凭票供应1尺2寸棉布；肥皂、火柴按季或按月配给；糖、油则绝无影踪。香烟是论支分发的，先统计会吸烟的人数，然后居民小组根据分到的香烟进行均摊，吸烟者分到手的往往是“大红鹰”10支、“劳动”5支、“钢花”3支之类，一个月大概能分1次。黄酒绝对是紧俏物资，每户每月半斤，管你家有酒鬼还是需要做菜作调料，一视同仁。
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都靠分配，而分配通常都按户口来。有什么东西分配须手执户口薄和私章才能购得，看似很麻烦的事，其实也方便，因为分配的东西本来就很少。
食品店、副食品店里空空如也，奇怪的是有时却有一点兔肉的肉松供应。老家近海，偶而还会有些咸带鱼、海带之类的海产品分配。食盐是敞开供应的，敞开供应的还有一桶桶臭哄哄的腌虾，那些用腐烂小虾加盐腌制而成的海产品，每斤大概也就7、8分钱。酱元店里豆酱和腐乳也颇紧张，只有酱油还没到需要分配供应的地步。酸醋曾经定量供应过的，但没多久即敞开了，这些东西毕竟只是调味品，既不能当菜，又不能当饭吃，放久了还要长白花，控制了毫无意思。现在细想起来，大概那时酒醋的生产离不开大米的缘故吧，当然生产豆制品也需要粮食大豆。至于白糖、红糖，一概“拜拜”！倘手中持有“华侨劵”，则可以买到一些额外供应的高价副食品，如7元钱一个的月饼、糖之类，这在副食品店里有专柜供应，叫那些没劵又没钱的人看得口水直流。
无油无糖的日子是绝对不好过的，但吃饭才是最主要的问题。粮食定量减了，居民每月定量由原先的25斤减至21-23斤不等；每天7、8两大米的定量对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加上那时开始吃食堂（另文专述），粮食在某种程度上又被打了折扣，所以填饱肚子、特别是填饱孩子们的肚子肯定是那时所有家长的迫切愿望！
我们除了在食堂买饭，有时还设法搞点麦麸谷糠以补粮食之不足。记得那时祖母时常烧一碗包心菜叶汤（很奇怪那时的包心菜居然不包心，不包心的菜菜叶极硬，原来只是作为猪的饲料。根本吃不到现在那种包实后的菜心！），我们将那些不可多得的麦饽饽、糠窝窝，就着这菜梗硬硬而无油星的清汤，囫囵下咽。比较精彩的是母亲曾经托关系买来几斤细米糠，祖母把米糠放在铁锅里炒熟，再加入母亲在单位内部“开后门”购买的葡萄糖粉，肚子饿时吃上一把，既爽口又止饿，只可惜数量不多，但总归也叫人惊喜了一阵子！
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件极其尴尬的事，学校里要组织“远足”(现在叫春游)，就是老师要带学生出去走走，言明要带中饭，如果食粮不是那么困难，通常可以让我带点手捏年糕或做点馒头之类，可是家里什么也没有，祖母束手无策。好不容易等到母亲下班回家，俩个大人一合计，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总不能让我明天中午饿着肚子吧，最后还是母亲出去设法买了四两（小两，合125克）八仙糕（一种土产糕点，系米粉做成，在一个坯子上，印成围棋子大小的一个个扁圆粒子再烘制而成，上面通常印有象棋术语如将士象帅仕相之类），让我第二天带着当中饭。次日春游吃中饭时，我一面啃着绑硬的八仙糕，一面特地注意了一下同学们所携带的食物，真是“虾有虾路，蟹有蟹路”，个个同学都带了中饭，有年糕、糯米团子等；也有一些同学带了咸菜炒冷饭，但佐有一个鸡蛋；数量都足够。不知道那些家长是怎么搞到这些食品，我想这至少是极费了家长们的心机。这真应了现在的一句话：“最苦不能苦了孩子”。
那时候对粮食和油、肉、蛋这些控制得都狠严格，为打击这方面的“投机倒把”，有时还在城乡交界处设立岗位，对过往人群进行盘查，一经查获，一律没收充公。就有乡下女人将鸡蛋绑在腿上带入市区偷偷出卖的。传说“黑市”大米最高时曾经要10多元钱买一斤，那时一般的工作月工资也就20元钱左右，不要说这些仅仅是“听说”，就是知道了地方也未必敢去买，倘若被抓住，一顶“投机倒把”或“破坏统购统销”的帽子足够你受的。
居民们有固定的“粮食国家定量”和少量的日常分配，农村情况就大有差异了。家乡半山半水，实属富饶之地，但水洋人（居平原，多水田）饿得不行，就向山里（居山间，多山地）人借粮，春种借一斤干薯丝，夏收还一斤大米，而当时国家粮食部门正式规定两者之间兑换的比例是1.6：1。至于山里人挑一担大头菜作聘礼下山换娶了个媳妇的事，当不是虚传。街头“抢吃”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已不是“谣传”，而是亲眼目睹的事了。
我们家后门口住着位妇女，她男人去世较早，家里一大群孩子，又是农村户口，家里劳动力少，分不了多少口粮，真是草根树皮什么东西都吃，一个乡下女人，极有头脑，她和我祖母关系较好，常常把她们“新开发”的食品送到我们家让祖母“尝新”，“白蟹刺”窝头就是她的杰作。“白蟹刺”是当地山上的一种野生常绿藤攀类植物，藤叶间布满刺，但有块根，不知学名称什么。她将“白蟹刺”的块根粉碎沉淀，淀出来的淀粉质几经漂洗，加上点糖精，蒸出来后居然是极好的食品，味道应在米糠之上，不过颜色有点红，但按照现在的观点，此物肯定还是极佳的保健物品呢！
1963年以后，“黑市米”渐渐进入了半公开状态，价格也有所回落。供应物资开始略多了一点。居民们可以领到一张联票，上面印有1-16号或24号顺序的数字，今日公告3号票买肥皂四分之一块，过些天又公布8号票可买两个线圈，到固定的供应处，剪去公告所述号码，付款即可买到物品。一张票子3、5个月才用完，用完后没多久又会发下一张。当然也有单独的什么香烟票、黄酒票之类，但这种单独票据，太方便于转让（间接方便了那时所谓的“投机倒把”）总归不是很多。不象这种联票，你根本不知道它会配给什么东西，不易转让，因为谁也料不到，即便剩下了最后一个号码，公布它的兑换购物会不会是一袋白花花的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