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钟书的人物随笔
钱钟书，一代我们泰斗。下面是随笔网小编为你整理的“关于钱钟书的人物随笔”，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关于写钱钟书的人物随笔【第一篇】：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序
勇气用来激励自己可以，去评判别人则多半不着边际。或许是从小学习雷锋、刘胡兰没有学明白吧，总有人习惯用英雄的杠杆要求别人。从道义勇气的角度去评判钱钟书那一代知识分子，仅仅是看上去大义凛然而已。关于钱钟书研究的是冷冰冰的死学问，没有思想价值，或者说他是继承乾嘉之学，逃避现实，缺少勇气等等，和那些没怎么读过他的书却一味追捧他的话语一样可疑。这种评价的背后，是以有思想理论，对现实有意义这样一种逻辑为前提的。持此逻辑的人，看不到学问乃至思想，往往是无用的或者说与时代现实无关的。
需要留意的是，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其实相当淡薄模糊，所谓亡国遗民的忠诚，更多是对于前朝。从民国时过来的知识分子，长期不被当成自己人，如果没有功名心，沉默与边缘化实在是最合理的选择。仔细读一下过去一甲子多的历史，就可以看出那些大声疾呼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热血青年，或者是在党内有自己思想的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有主人翁意识，这是那些被认为是旧时代人所不具有或者不敢具有的。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钟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吊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像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关于写钱钟书的人物随笔【第二篇】：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 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像、神往。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钟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钟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钟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钟书》一文，声称：“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钟书“上课”；１９９７年１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钟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１９８９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关于写钱钟书的人物随笔【第三篇】：
１９２９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１５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他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１９３３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
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驱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的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关于写钱钟书的人物随笔【第四篇】：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钟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１９２１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钱钟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我第一次读到《管锥编》，却已是１９９４年了，在此之前也只是读过《围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说，虽然喜欢得不得了，但真正在书店里翻动他的《管锥编》时却大有窒息之感，也许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当时在济南的一个古籍书店，我终于将一套五卷本的《管锥编》捧回了旅馆，连夜拜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册。其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前四册从先秦至隋代以来的经史子集１１５８页内容的增订，而第二部分是对前四册及增订内容进行的再增订。钱氏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已经功业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第二人。
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有人称钱钟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是大海，但在我看来，《管锥编》更像是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我曾顺着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片“文化风景”，而钱钟书正是这座“文化园林”的向导和打理者。
关于写钱钟书的人物随笔【第五篇】：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此言极是。不久前杨绛女士在106岁高龄上仙逝，自然是喜丧。在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能够活下来真的并不容易，媒体与自媒体的漫天盖地，也在意料之中：这个时代实在是太缺少与众不同的知识分子了。就连那些假冒着杨绛女士名字的鸡汤格言，也不足为奇：如今时不时有人造谣，而且往往就有更多人相信。真实成为稀缺，让人往深想想竟然有些不寒而栗。
我在七十年代见过杨绛女士几次，印象不是很深，多半是由于钱钟书先生给人印象太深的缘故。她是一位很正常、有些锋芒的民国女知识分子。她的学问自然也是好的，但是比起钱钟书先生还是有相当的距离，事实上，杨绛女士毕生主要还是传统的女性角色，自觉自愿地辅佐支持夫君。她的当代传奇，首先还是因为她是钱钟书夫人，其次大概是由于她的长寿，我们自古以来就是渴望长生不老，有着长寿崇拜的民族。
杨绛女士去世，由此又引发了不少有关钱钟书先生评价的文章。钱钟书先生的学术著作，绝大多数人没有读过或者读不懂；就连他的《围城》，更多的人只看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认识陈道明扮演的方鸿渐。杨绛女士的文字，要平易普通很多，但也绝对不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那一种。他们伉俪身后或晚年成为人所共知的明星人物，很难说和他们本身有多少关系。
大概是因为见过不少历史人物的本尊吧，我更倾向于叙述往事，而不是臧否人物。中国人最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个人好恶，做道德人品的判断。另一方面，学问公器，还是可以有一定的标准的。在我看来，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学问家，在历史学方面首推陈寅恪，在文艺批评方面当属钱钟书。如此评价他们的第一人，似乎是另一位著名学者吴宓。
至于大思想家，那是一个也没有的。不必以思想体系去要求他们，陈、钱都是谨守分际的学者，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对任何思想体系都抱着怀疑态度。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不用说是实证的，钱钟书先生的文艺批评也是十分具体的。事实上，对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追求，往往是长期浸泡在宏大叙事话语的结果。以为思想大于学问，有思想比有学问更为重要这样的判断，人为地把思想和学问对立起来，分出高下。我看到一篇比较钱钟书与维特根斯坦的文章，大意是钱钟书有学问没有思想，维特根斯坦很少读书却是思想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