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随笔

|公羽2

  我的钱包里原本夹着一张爷爷六十岁时的照片,照片里仍能瞧见风刀霜剑的痕迹,最近再翻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又开始犯矫情,想起了我的爷爷。

  爷爷一直和我住一块,小学介绍家人时我总有种优越感,别人都是一家三口或一家四口,轮到我时我总是自豪地说我家有六口人,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和我,好像比别人家人多很了不起。爷爷看着我长大的,和我很亲,每逢寒暑假我都要回家,部分原因是,一听到爸妈在电话里说:“你爷爷这几天老念叨你什么时候回家呢”,我就狠不下心来不回家。至于为什么和我亲,爷爷平时也提到过,一方面出于对家族后辈里聪明才俊的喜爱,另一方面他感受到了我的孝心。他说我小时候有好吃的总会先让他尝一点,还老喜欢粘着他,不好好在自己床上躺着,和他挤一张床睡。说实话,我还是小屁孩的时候哪知道什么孝顺呐,只是觉得爷爷经常给我好吃的,我也应该给爷爷吃。至于和爷爷一起睡觉,则是妈妈的主意,让我多陪陪爷爷,不过那也只限于夏天,冬天可不敢把我放爷爷被窝里,我睡觉不老实,喜欢翻来覆去,万一把被子掀了冻着爷爷就不好了。

  我现在睡觉时仍保持着一些爷爷教我的习惯。睡地上无论如何要铺层草席,直接睡地上倒是图了一时的凉快,但经年累月阴湿入体,老来必受困于风湿关节痛;天再热也得盖住胸口,因为肺是防止病邪入体的第一道关卡,必须保护好。晚上睡觉的时候爷爷常和我讲些梯己话,这些话他从不在白天说。白天的爷爷一脸严肃,不苟言笑。我写完作业,他会津津有味地给我讲他年少苦学的那段时光,讲他每天看医书看到凌晨一点,四点就起来做事,一点都不觉得疲倦;他讲自己读书时受过的教诲,看书不能“囫囵吞枣”,学的东西要嚼碎了吞到肚子里,可不能没尝到味就咽下去。他常自豪地说起读书如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得以成为一名医生,体面地活着。体面对爷爷很重要,他说做医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只有别人来求他的份,而他不用求别人。

  绝对不求人是不可能的,至少我知道有一次。爷爷开过一家药店,安排他游手好闲的四弟在店里做工。一天警察局长带了几个人来,一阵翻箱倒柜后,把爷爷带走了。爷爷帮局长夫人看过病,跟局长有些交情,局长私下里告诉爷爷说,他的弟弟举报他卖假药。现在人赃俱获,爷爷本来是要坐牢的,看在局长夫人的面子上,牢是不用坐了,不过药店是万万开不下去了。爷爷的那位弟弟从此远走他乡,再也没见过面。我问爷爷,你弟弟为什么要害你呢?爷爷气愤地说,我哪知道啊。爷爷性子直,脾气躁,有很多事情不明白。他在家中行二,却操起了大哥的心,他替弟弟们找出路,操办婚事,但兄弟们都不太满意。他不明白为什么三十晚上在大哥家寄宿会被赶出来;不明白为什么他最亲的三弟会被强征入伍,命丧沙场;不明白为什么他最用心教导的四弟要坑害他。爷爷似乎没想过弄明白为什么,依然我行我素,所有来自亲人的伤害只是让他在不依赖别人的路上走得更远了。

  爷爷说话的声音很浑厚,中气十足。我依稀记得爷爷教过我,在尺脉的位置用力按下,脉搏反弹得越有力,说明中气越足。我分别在爷爷和自己身上试过,发现爷爷中气比我这个年轻人还足,这大概是爷爷高寿的原因吧。然而高寿并不是爷爷所期望的,他一直相信算命先生说的,自己的寿命是80岁,等到活过了80,那位算命先生就换了个说法:看在爷爷救过不少人的份上,观音菩萨给他加了10年寿。爷爷对此深信不疑,他确实救过不少人命,有一年乡里发传染病,爷爷学叶天士,组织健康青壮采集草药,用口大锅煮成汤剂发放。中医什么病都得会治,虽然爷爷主治的是妇科。不过碰到温病或绝症的机会不多,能救人命,积功德的机会也不多。

  选择主治妇科,是得自爷爷的师父指点。爷爷一生多历坎坷,很小的时候得过天花,肚子上溃烂得能看到肠子了,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五岁左眼失明,只上过一年学,便被送到镇上有名的医生肖九皋那里学徒。爷爷识字不多,被分配做抓药的活计。肖师父见他勤奋好学,正巧师父有位公子刚启蒙,便让爷爷一起读书识字,学看病的本事。爷爷十二岁便出来看病,在乡间走方,做起了郎中,离开药店之前师父送给爷爷几本书,并交代他好好专研妇科学,以后以此为生计是没问题了。当时正值中西医交汇,肖师父意识到,西医在治疗伤寒感冒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患者只需要吃些药片就行,但对一些因人而异的病如妇科病,则无成药可用。诸如经期紊乱,安胎,不孕等。中西医各有所长,体现在他们医理的不同。西医建立在微生物学的基础上,认为人生病是感染了病菌所致,它讲究专攻,哪里有病治哪里,比如治感冒只要把肺部的病菌杀死就行。而中医建立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认为人生病是脏腑不协调所致,它讲究统筹,肺生病了不能只治肺,还有可能是其他器官病变演化所致,因此治疗时既要治肺,还得温养其他的脏腑。中医方剂要有“君臣佐使”的搭配,君药主治,臣药调配,佐药辅治,使药引路。比如风寒感冒常并发咳嗽,可用桂枝、防风、荆芥(君)驱散风寒,用杏仁(佐)平复咳喘,用“药中宰相”甘草(臣)中和药性,用桔梗(使)将药效引归于肺。

  爷爷对独立的要求有着近乎严苛的倔强,爷爷一直坚持生活自理,自己穿衣服,自己上厕所,自己走去理发。这种拒绝接受帮助的姿态在别人看来像是对亲情的淡漠。在与儿子们的关系中爷爷一直处于强势的一方,他和儿子们的关系是很传统的那种,说得好听点,是尊敬,但这尊敬中多少有怕的成分在里面。他从不在儿子面前透露他的脆弱,但他整天回忆过去,积累了一肚子的话,却找不到人倾吐。他的老伴,好友相继作古,他也已年纪老迈,步履蹒跚,不再有精力寻亲访友。他曾热切地追求威严,正如他在街坊里的绰号“邓霸子”所展示的。但这种威严却成为了一把枷锁,让他挣脱不得。幸而身边有个孙子愿意亲近他,他怕自己的苍老带来的距离感,和自己话语里的腐朽气把孙子吓跑。几乎每次回家他都会问我:“你怕我吗?”他一遍遍地确认我不害怕,然后才会开始倾吐他积累的抱怨。

  爷爷最常抱怨的是“人老了怎么是这个样子,什么事情都做不好”,他是有些嫌弃自己的年纪的,有时甚至抱怨起菩萨来,“菩萨真是吃饱了没事干,给我加这么多年寿命做什么”。爷爷不害怕死亡,甚至有些期待。一个人的生活里如果只剩下过去,没有现在,唯一的未来便是生命的终结,那么死亡也就成了新鲜的,值得期待的经验。对爷爷来说尤其如此,他认为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唯有死亡才是解脱。这句话被爷爷一生的苦难不断证实、加固,成为他牢不可破的观念之一,哪怕我们劝他说“多看看世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都没法撼动分毫,他嘴上总说要早点离开人世。然而死亡对爷爷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他必须等,等到自然死亡的到来,他不能非正常地死亡,甚至不能离开家人,去养老院安安静静地等死,道德伦常的枷锁架在他头上,他不能让后辈们背上不孝的罪名。

  等待死亡并不是最可怕的,爷爷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睡觉,醒着的时候搬个椅子坐到门口晒太阳,和来访的病人扯扯淡也就打发过去了。爷爷最怕的是成为家里人的累赘,怕成为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大小便都要人帮忙的老人。我上大学的时候,爷爷开始主动地让我帮他做些护理,比如刮胡子,剪指甲,搓背。爷爷的脚指甲很难剪,都石化了,非常硬。每次剪之前让爷爷泡会脚,等软化了才剪得动。到了我大三的暑假,听说爷爷摔了一跤,当时没事,直接爬了起来。但我明显感觉到了爷爷的变化,他走路的步子更小了;以前上楼梯的时候,他会一脸嫌弃地把我扶他的手推开,现在却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放。他应该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的不协调,害怕自己很快就不能动弹了。幸好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之后我回到学校的一个学期里爷爷都很正常,直到接下来的寒假。

  爷爷在我家待的最后一个晚上,大概是凌晨2点的时候,听到爷爷的呼唤声,我们爬起来打开灯,发现地上有一大滩淤血,颜色乌黑。很难想象,从如此瘦弱的爷爷的身体里,竟然还能排出如此多的血。我转过身来看躺在床上的爷爷,他的表情出奇的平静。见是我,他叮嘱道:“孩子,你不要怕啊,我会保佑你好好的。”他把自己觉得要交代的事情说完——其实已经交代过不止一遍,便缄口不言,静静地看着我们叫来救护车,把他送进医院。后来听爸爸说,爷爷吐血送医院的情形已经有过好几回,他是真的不惧死亡了。住院之后爷爷的意识不常清醒,有时候能认出我来,大多数时候认不出。即使在他无意识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自理的习惯,他总是在需要排便的时候下意识地掀开被子起身,一不注意他甚至把针头都弄脱了,我不得不每次让他躺好,拉在便盆里。由于完全不进食,爷爷拉出来的都是血块,很稠密,我每次去洗便盆都能把整个水池染红。检查的结果出来,说爷爷所有的器官都已衰竭,生机渐失。医院里最有经验的护士都找不准爷爷的血管,爷爷的双手双脚因输液而浮肿,渐渐药石难进。由于血亏过甚,爷爷的下半边嘴巴凹陷进去,说话都听不太清了。

  爷爷有意识时做的最后一个决定是回老家,这是他另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认为一定要在老家咽气,不然死后灵魂找不到祠堂的方向,那是历代祖先的归宿。爷爷在老家将养,到我回学校之前还有了些许起色,爷爷甚至能喝下去一点粥了。结果这只是回光返照,开学后两天,我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爷爷去世了。我再次赶回家时,已经在给爷爷做法事了。只见祠堂里跪满了人,是我的伯伯们、爸爸和所有堂哥。我接过一顶竹篾编成的帽子,一张细长的白布和一根麻绳,披戴整齐,加入跪拜的队列中。大厅正中挂起了白色的帷幕,幕后是爷爷的棺材,之前听爸妈说,为了让我再见爷爷一面,棺材还没有封死。幕旁挂着一幅对联:“想见音容空有泪,欲闻教训寂无声。”幕前一位道士正念着听不懂的经文。

  繁琐的仪式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我终于可以去看看爷爷了。只见爷爷穿着整齐的中山装,下凹的嘴唇也已恢复,表情十分安详。如果不是爷爷的胸腹不再起伏,我都以为爷爷只是睡着了,叫一声爷爷,他就又能起来吃饭了。我一点也不悲伤,悲伤早在接到电话后的那几分钟里用光了,我只是觉得平静,好像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发生了,仅此而已。我以为我会一直维持着这种平静的心情,看着爷爷下葬,但我错了。在爷爷的棺材被抬去墓地的路上,姑姑嚎啕大哭,引爆了所有人的泪水。我这才意识到爷爷真的是离我远去了,没有下葬以前,即使知道棺材里只是一具冰冷的没有意识的尸体,我还是觉得只要掀开棺盖,我又可以拉起爷爷的手,跟他说话了。“爷爷,这下你可算如意了”,可我再没有这个机会了,爷爷的身体即将被焚化,只剩几块炽热的骨头和一堆雪白的骨灰。我不再知道,深埋地下的,我亲爱的爷爷哟,你可会感到寂寞?毒日的蒸腾可会让你闷热?潮湿的泥土可会让你阴冷?东钻西爬的蛆虫可曾扰了你的清梦?再也没有机会了,再也没有了。

  我有些明白活着意味着什么了,对我而言,只要爷爷仍能回应我,哪怕只是一句最简单的问候,我内心里的某部分不安便得以平复,我知道爱我的人仍然一切安好。而对我的爸爸,姑姑,伯伯们来说,爷爷曾是他们的一片天,无论他们在外面闯了多大祸,受了多少伤,只要回到爷爷身边,听爷爷说几句安慰的话,他们就能安静下来,有了再次整装出发的勇气。只要爷爷还活着,他们就觉得自己的身后始终有一片天可以依靠,一旦爷爷不在了,他们不再有依靠,心里空落落的,顿觉雨打浮萍,身世飘零。爷爷过世后,我有种感觉,他们正在飞速地变老,尤其是姑姑,我每次见她,她的白发都比上次见时多不少,至今已近全白。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其他长辈,并不像我以为的那么坚强,我油然而生出一股责任感,我不能一直向家人索取关爱和保护,我还要有能力反馈。我迫切地想要变得强大,我要培养起澎湃的热情,而不是唉声叹气;我要锻炼出坚韧的意志,而不是伤春悲秋。我要让他们看到我的坚强,让他们相信我可以成为家庭的壁垒。我要探索幸福的真谛,把所有我认为好的东西,不厌其烦地讲给他们听。我似乎理解了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里所说的,中国人并不是没有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是家庭。若有人现在问我,什么是善恶对错?我会回答,哪管他善与恶,哪管他对与错,我只问亲疏。

  爷爷一生节俭,除供养几个孩子之外,余钱基本上用来买书了。爷爷的遗物只有两箱衣服,一个大衣柜。爷爷的床、被褥和衣服都要拿去烧掉,清理箱子时,发现爷爷的零钱、饭票都整整齐齐地分成四份摆放。我想,爷爷曾多少次准备好迎接死亡了?他一定不止一次地确认过他的“遗物”,不止一次地确认过他交代完了所有的事,确认他的离去不会给他的孩子们带来任何的不便。我在箱子里找到了一些爷爷的证件照,自己留了一张。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爷爷的东西只留下来两箱书,本来还有一箱,但没有藏好,被搜出来拿去烧掉了。基本上都是医书,其中有爷爷的师父送他的几本书,里面密密麻麻的标满了句读和朱批,还有爷爷自己手抄的书,纸张都是对半折的,比较耐磨。有两套完整的大部头的书《本草纲目》和《药庵医学丛书》,据爷爷说这两套书花了他几个月的工资。这种书在我家那边没得卖,爷爷是写信到上海某书局订购的,那边书局把书邮寄过来,爷爷收到书再汇钱过去,不得不佩服当时人的信用。

  人有两次生命,一次生命在生理死亡时结束,一次在所有关于他的记忆消失时结束。前几天我一个高中同学带他爷爷来南京看病,说起他妈妈认识我爷爷,让爷爷瞧过病。我想起高中时去同学家做客,往往听他们父母说起某某年去我家看过病,心里不免小小地虚荣一下。爷爷你看,你的音容笑貌依然作为许许多多的人的记忆留存下来了呢,我也得以沾光,被许多人以“邓医生孙子”的标签快速记住。而我关于爷爷的记忆就更多了,能记起的最早印象是爷爷仍在医院上班的时候。我那时体弱多病,爷爷经常拉着我的手走去医院看病,途经一条小路,路边是一大片的稻田,零星地散布着几栋小屋,屋顶缓缓地升起淡青色的炊烟。而今每年去拜年,我都要经过这条路,路边炊烟依旧,我已不再孱弱。我想象自己搀扶着爷爷缓缓前行,一直走,我的脸上开始出现皱纹,我的背越来越佝偻,直到我和爷爷一样老得走不动了,我们一起慢慢消失在路的尽头。

  我想今天之后我依然会想起你,但我不会再掉眼泪。那些你教我的事,已经成为我身体里的血肉,我不会忘记的。致我的爷爷邓开富,19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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